9月份，日本首相即将下台。小泉执政5年多来，6次参拜靖国神社，给中日关系带来极大伤害，很大程度上动摇了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时的初衷和共识基石，并给未来中日关系发展投下巨大阴影。

    8月15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中）在首都东京悍然再次参拜了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新华社记者马平摄

    从2001年4月上台至2006年9月下台，在日本战后历届首相中，小泉纯一郎在位时间名列第三，仅次于佐藤荣作和吉田茂。

    日本读卖新闻社9月2日公布一项网络民意调查：战后历代首相中，谁获评价最高？小泉纯一郎以41支持率名列第二，仅次于率领日本走出战后混乱状态、缔结《旧金山和约》的吉田茂，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以36的支持率名列第三。

    部分日本网民的这项选择结果可能让中国人吃惊。对于中国来说，小泉五年多来，以6次参拜靖国神社为象征，给中日关系带来极大伤害，很大程度上动摇了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时的初衷和共识基石，并给未来中日关系发展和定位投下巨大阴影。

    一、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动摇中日关系基石

    当今后研究中日关系的历史学家回顾21世纪初期时，小泉纯一郎6次参拜靖国神社肯定躲不过去。

    小泉在为自己辩解时，总是借口中日关系不仅仅只有靖国神社问题。某种意义上，小泉这么说也有一定道理，但靖国神社问题恰恰是在小泉那里，才成了中日关系的象征性问题和最大悬案，成为国家意志较量和民族感情冲撞的“节点”。

    如果说，2001年8月13日的第一次参拜，小泉考虑更多的是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拉票需要，那么接下来的几次参拜，则逐渐成为一种深思熟虑的外交或者说战略选择。日本指责中国把靖国神社当作一张“外交牌”向日本施压，但事实证明，恰恰是以小泉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在玩弄“靖国牌”，使之成为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和反华情绪、使日本社会和国民摆脱战争“罪恶感”、走向“正常国家”的一张王牌，而把造成中日高层交流困境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

    2001年的第一次参拜比小泉原先向选民承诺的8月15日提前两天，这固然与中国外交人员和日本政界人士的努力分不开，但至少小泉做出妥协姿态。这种“灵活性”很快又有体现，10月8日，小泉“闪电式”访问中国，尽管不是正式访问，但小泉在会见中国领导人后，还前往卢沟桥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虽犹豫再三，小泉在卢沟桥还是提出“忠恕”的说法，婉转表达道歉之意。

    小泉这一动作得到中国政府赞赏，大大减轻了参拜带来的不良影响。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会见小泉后，又于10月下旬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论坛峰会期间专门会见小泉。在同一个月两次会见同一国的领导人，是比较少见的，也传达出中方对小泉第一次参拜的既往不咎和对小泉本人的期望。

    2002年4月12日，小泉应邀出席中国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中方对此也予以非常积极的评价，中日关系很快朝着改善的方向发展。

    但小泉表达对华善意的话音刚落，4月21日，小泉在靖国神社春季大祭期间第二次参拜。这给中国留下了小泉“言而无信”的印象。自此，中日两国领导人互访中断。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当时中国领导人采取在“第三国”与小泉会谈的方式，以促其放弃“参拜”，并保障首脑会谈渠道畅通。

    2003年1月14日，小泉突然第三次参拜靖国神社。在这次参拜后，中方还是坚持“第三国会见”的方式，仅2003年一年中，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国际场合与小泉会谈，但这些信号并没有得到小泉的积极回应。

    2004年元旦，一身日本传统服饰装扮的小泉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3月，中国政府派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为特使访问日本，在赞赏了小泉的“中国发展机遇论”后，委婉地提出希望妥善处理敏感问题的要求。11月，中国领导人两次会见小泉。在会见前，小泉曾经表示将在会谈中就靖国神社问题给予明确的答复，所以中方才同意会见。但是两次会见都以各说各话告终。

    至此，中日关系已经暗流涌动，中国民众对日本领导人出尔反尔、肆意伤害中国人感情的做法越来越不满。2004年6月，亚洲足球赛杯在北京举行，这种愤懑情绪在观看比赛中得到了渲泄渠道。两国国民的情绪对立开始显著化。

    2005年4月，北京、上海、广州各地发生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示威活动。活动中出现个别不理性行为，日本媒体迅速把它渲染成“反日游行”，自此，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领导人提出关于改善中日关系的五点主张，这可以说是中方最后一次诚意的表达，但小泉依然没有做出善意回应。

    5月，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副总理吴仪临时取消与小泉的会晤，提前回国。从这桩准外交风波看出，小泉在参拜问题上的顽冥不化对高层交往开始产生负面影响。

    然而，此时的小泉已经尝到参拜的甜头。由此激发的两国民族情绪恶性互动使参拜不但没有成为小泉的政治负担，反而成为维持内阁支持率的一种捷径。在右翼保守势力构思下，“靖国问题”还成为借口对抗中国、实现日本国家目标的工具。

    2005年9月，小泉解散众议院，并在随后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其政治生涯达到顶峰。至此，他已无所顾忌，10月17日，即中国“神六”载人飞船成功回归之日，小泉身穿普通西服，以“简易”模式第五次参拜靖国神社。小泉“轻装”参拜并非在乎中国批评，而是当时日本一家法院刚判决小泉参拜“违宪”。2006年2月，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明确表示中方已对小泉不抱希望。

    至此，在小泉的一次次冲击下，中日领导人高层会晤的大门彻底关闭。小泉在任期间，从未实现过中日正式首脑互访，而“择第三地会晤”也变得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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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数日本首相６次“拜鬼”

    二、清洗“知华派”，堵塞中日有效沟通渠道

    首脑交流无法实现，曾经在中日关系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友好人士”沟通渠道，也因为日本政坛对华强硬势力的膨胀而遭遇寒流。

    在日本政坛有影响力的“知华派”，如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原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原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原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先后被逐出政治中心舞台，使日本对华关系进一步失去调整和缓冲的平衡机制。

    田中真纪子是田中角荣之女，对中国比较友好。2001年，在真纪子大力支援下，小泉成功当选，真纪子因而被称为“小泉首相诞生之母”。在小泉第一届内阁中，田中入阁担任外务大臣，但不久在田中与外务省官员的争端中，小泉选择牺牲田中。

    自民党桥本派长老野中广务是中日政党交流的重要沟通渠道之一。2003年，小泉第二次竞选自民党总裁，并成功分化最大派阀桥本派，小泉顺利连任后，野中广务感觉大势已去，留下后来入选年度流行语的“毒馒头”一语后，愤然从政坛引退。此前，桥本派会长桥本龙太郎在2001年总裁选举失利后，已屡遭小泉势力排挤。

    福田康夫原本是小泉最为倚重的内阁大臣之一。福田康夫之父、前首相福田纠夫曾是小泉的政治恩人。后来，因为福田康夫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小泉在第三次组阁时把福田逐出内阁，并彻底封杀其政治影响力。今年7月，福田宣布退出自民党总裁选举，反对小泉参拜的自民党阵营顿时群龙无首。

    现任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主张以对话方式解决中日东海油气田问题，结果被右翼势力扣上“卖国大臣”、“江湖骗子”等骇人帽子。

    在这种气氛下，日本政界纷纷视“亲中”标签为蛇蝎，批判参拜靖国神社的声音也日渐式微。

    不仅如此，日本外务省内的“中国学派”本是一帮职业外交人员，但由于直接负责处理对华关系，且比较了解中国，也因此遭到冷落或清洗。

    日本保守媒体抨击他们推行的对华政策是“软骨头外交”、“磕头外交”，右翼团体甚至不时发出恐吓之音，使得在即使正常处理中日关系时，外务省官员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使得日本对华政策越趋强硬，而缺乏必要的灵活性。

　　三、煽动反华情绪，毒化国民感情

    小泉执政期间，日本媒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肆炒作一切与中国或中日关系相关的负面事件。较早有影响的是2002年的沈阳领馆事件。

    那年5月8日，5名不明身份者试图强行闯入日本驻沈阳领事馆。为领馆提供警卫任务的中国武警战士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紧急状况，竭尽全力阻拦他们的闯馆行动。在事先征得日方一位副领事同意后，中国警方进入领馆签证处，将两名闯馆男子带离。

    不料，日本方面就此向中国政府连连发难，将所谓中国警方“非法侵入”领馆事件连番爆炒。上至日本首相小泉、下至各右翼媒体，纷纷指责中国，甚至称是对日本的“侮辱”，并提出了一连串不合理要求。然而，事后揭露出来，这起事件背后本身就有日本媒体参与其中，“导演”痕迹昭然。

    此后，类似新闻层出不穷。如所谓中国潜艇“入侵”日本海域事件、钓鱼岛问题、中日东海油气田问题、亚洲杯球迷事件、中国军事透明度问题、日元贷款问题、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外交人员自杀事件，等等。每次日本舆论和政界都做出义愤填膺状，煽动普通民众的仇华情绪，甚至个别中国人在日本的犯罪行为经过媒体渲染，也被涂抹上政治色彩。

    这种不负责任的煽动直接导致一些右翼的暴行。2004年，右翼团体“日本皇民党”成员驾驶大型宣传车猛撞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馆，并纵火焚烧，导致馆口多处起火。2005年1月，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召集人、日本经济同友会前代表干事小林阳太郎家门口被人扔进两个燃烧弹。2005年，多个右翼团体联合组织大规模的反华游行，几天后还冲击中国驻日使馆。

    2006年8月15日，右翼团体“大日本同胞社”成员堀米正广闯入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弘一位于山形县的老家纵火。堀米肇事后企图剖腹自杀未遂。加藤是目前不多的主张对华友好的日本资深政界人士之一。

    小泉的“言传身教”对毒化中日关系，隔阂双方国民感情起到推波助澜作用。日本《读卖新闻》与美国盖洛普去年11月联合实施的一项民调显示，76的日本人从中国增强军力中感到“威胁”，72受访日本人“不信任”中国。

    日本文部科学省在本年度的教科书审定工作中，强令修改一批高中教科书中有关领土争端和日本二战罪行的内容，以与“与日本政府立场保持一致”。这些修改包括把钓鱼岛称为“日本领土”，修改粉饰有关二战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内容，把“南京大屠杀”事件死亡人数模糊化等。

    随着“新历史教科书”在中小学逐渐铺开，中日两国的下一代对战争历史的认识渐行渐远，这为全民范围内的潜在对立埋下了种子。

　　四、鼓吹“中国威胁论”，营造“中国包围圈”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威胁论”就在日本悄然升温。小泉上台初期，口口声声以不认可中国是“威胁”来换取中方善意回应，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小泉执政期间，日本政坛和舆论界“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小泉不仅坐视，反而有鼓励之嫌。

    日本人口中的“中国威胁论”形形色色，从能源争夺到环境破坏，从人民币汇率到中国军事开支，从非法劳工到中国“黑帮”，几乎无所不包。最重要的是鼓吹“中国军事威胁论”。

    2004年12月，日本政府内阁会议通过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在这份十年来第一次彻底修改的防卫大纲中，日本首次明确把中国和朝鲜视为“威胁”。

    2005年12月，日本外相麻生太郎说，中国军费开支不透明，正在成为“相当程度的威胁”。麻生也因此成为小泉内阁中在公开场合鼓吹“中国威胁论”的首名阁僚。

    2006年1月，日本警方搜查与中国北京一家公司有直升机业务往来的日本雅马哈发动机公司，并借“机”散布“中国军事威胁”，因为日方指控雅马哈公司出售的产品“可转为军事目的”。

    8月，日本内阁发布的2006年度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对中国国防开支的增长表示“担忧”。白皮书除详细描写了中国国防费用的递增、军事力量的现代化等问题之外，还新增加了关于中国在海洋方面的详细活动，并包括了中国航空部队在日本周围空域活动的情况。日本媒体还不时抛出所谓中国战机、军舰或潜艇在东海出没的次数，渲染“中国的军事威胁”是一种迫在眉睫的现实存在。

    舆论攻势以外，日本在事实上也加大了战略上应对中国的力度。在争夺能源、原材料的市场大战中，背后经常有日本的影子。2005年，日本为跟中国争夺石油资源供应，除出钱要求俄罗斯把原来计划向中国供油的管线转向日本外，还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跟中国摆出不惜决裂的姿态。

    小泉在任期的最后几月中，先后出访蒙古和中亚国家，据传也是为了争夺和确保上述地区的资源，削弱中国的影响力。

    除在国际社会上抓住一切机会鼓吹或附和“中国威胁论”，日本还试图拉拢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针对中国的包围圈。

    日本前首相森喜朗2000年访问印度，两国就建立“日印全球伙伴关系”达成一致，2005年4月，小泉访问印度，确定了8项具体措施。印度目前超过中国和印尼，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最大接受国。日本把印度定性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并竭力把印度纳入包围中国的“亚洲民主同盟”的框架中。日本部分媒体则煽风点火，渲染中国和印度的所谓“龙象之争”，试图从中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