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小产权房”叫停、重庆推出农地流转新政策、一些争取“新区”的地方也试图创新农地利用模式，一系列引起社会热议的话题表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探索的需求越来越急迫。

    有三个刚性条件，使得农地制度探新路的话题格外敏感：

    首先，地方发展需要土地。无论推进城市化还是工业化，都需要“以地生财”，在建设用地指标紧缺下，这样的冲动难以遏制。

    其次，是举国力保18亿亩耕地红线。这条红线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关系到13亿人口的饭碗，其意义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再有是保护农民利益。如果大量农民失地又失业，将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

    新的情况是，在越来越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下，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和农用地转用中选择不同形式的“体制创新”，其中的一些政策留有伏笔，含有越过土地管理高压线的期待，有可能伤害到农民利益，并危及耕地红线。

    为避免地方“分头突围”冲撞耕地红线，急需制定出一个国家层面的、满足“占补平衡”需要的、更为规范的农村土地制度。

    这样的制度，能否在严管土地的基础上，进一步保障好农民利益，探索将征地补偿的“产出”标准，变为“按农民生产、生活需要”分享发展成果的标准，并“试水”多种征地安置模式；其次，则是在严格标准基础上，探索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权，部分下放给集体，让农民分享“土地红利”；同时，建立土地最低价格制度，完善土地流转收益分配机制。

    这会从制度上降低地方政府的征地冲动，增加城镇建设节约用地的内在动力，最终达到一个多赢的管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