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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宝生：一个人和一个村庄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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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8-7-1 18:55:42 来源： 作者： 编辑： 【 关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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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网消息 (楚天金报) 图为：周宝生（右）与村民谈水果种植。
图为：官桥八组旧貌（资料图片）
图为：如今的官桥八组
□文图/本报记者李昌建 胡诚 通讯员付本军
提 要
一个中国最小的“官”——村民小组组长，不仅取得了法学硕士学位和研究员职称，而且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代表。
而在他身后，那个占地只有1.56平方公里的小山沟，却造就了胜似1600多年前陶渊明梦想的桃花源。中央、省委的领导曾多次视察，称赞说，在这里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希望、中国农民的希望、中国田野的希望！
“我就不信农民干不出大事！”
嘉鱼县官桥村八组组长——无论事业做到了多大，周宝生的名片上始终没忘记挂上这么一个“官衔”。
村里的组长是个什么官？大家可能会一笑而过，很多人甚至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个“职务”。但周宝生却看得很重，这个称呼已成为他血管里流动的一个元素。官桥村八组在哪里？记者在嘉鱼县地图上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上找到了：距县城10多公里的一个山沟里。“住的是土砖房，吃的是返销粮，一天工值九分钱，上山打柴换油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官桥八队（现八组）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队长换了一个又一个，工作组来了一茬又一茬，就是解不开一个穷疙瘩。
周宝生是土生土长的官桥八队人。20来岁时，他虽在嘉鱼县化肥厂工作，对家乡的状况却十分不满。他建议当生产队队长的父亲改变吃大锅饭的做法，却被父亲训了一顿：“你没当这个家，知道有多难？换了你，能干成我这样就不错了。”周宝生的拧劲上来了，他说：“我就不信我干不好。只要乡亲们信得过，第一年我让大家吃饱饭。”
1978年春节前夕，厂里一名工人上班迟到。车间主任生气了：“再这样，就罚你回农村去！”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周宝生：农村就是“流放之地”？第二年，26岁的周宝生决定放弃“铁饭碗”回农村。他说：“我只想搞明白一个问题，农村到底有没有出路？”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头，周宝生被选为官桥八队队长，掌声阵阵。他激动地说：“生产队长算不上什么官，但我知道，职务意味着责任，掌声意味着期望。我决不辜负父老乡亲们的期望，我就不信农民干不出大事，农村没有出路！”
“赚了是大家的，亏本是我的”
要找到出路，就不能再走老路。上任没几天，周宝生在报纸上看到安徽省凤阳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的报道，便提出把田地按好坏分类定产，承包给各家各户经营。驻队干部怕担风险、犯错误，责令他将田地收回：“谁叫你这么干的？简直是无法无天！”
血气方刚的周宝生不管这么多，“填饱大家的肚子才是硬道理”。这年，乡亲们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粮食产量也达到35万斤，比历史最好年份足足多出了10多万斤。乡亲们终于可以一日三餐吃白米饭了。
粮食连年丰收，并没有使周宝生感到满足。1981年，他力排众议，拿着一份农民可以经商的红头文件，带着一帮农民“洗脚上田”，在官桥集镇上租了3间房子，开办了小卖部、熟食店和小冰棒厂，一年下来，净赚7000元。乡亲们第一次看到大把的票子，都喜出望外，指望着商店、冰棒厂有更大的发展。这时，周宝生又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店不开了，回去开矿、办厂。
大伙一时想不通，有人当面指责周宝生“歪掰”，说他是“五马换六羊，生意做不长”。周宝生连续几次召开群众大会，对大伙说：“官桥镇地方小，销量有限，加上我们开店后其他小店跟着来了，像这样‘五马共槽’，生意做不长。我们村的狗头山下有煤炭，不如趁早转舵，回去开矿。”
周宝生四处跑批复，办执照，文件下来后，又挨家挨户组织劳力挖煤。他拿出家中仅有的6000元积蓄，在村民代表会上敞开心窝子：“煤要挖，厂要办，赚了钱是公家的，赔了本算我私人的。”
有了这句话，大家都铆足了劲。周宝生带头下煤井，连续在砖瓦厂工地奋战120多个日日夜夜，使20多个门的轮窑仅4个月就建成了，当年投产，当年受益。办煤矿不仅为八组群众带来了200多万元的收入，还为组里积累了100多万元的资本。
一鼓作气，趁势而上，八组用“滚雪球”的办法陆续办起了砖瓦厂、铸造厂、钉丝厂、手套厂、家具厂、沙发厂、金属结构厂等10多家工业企业，每年利润都在100万元以上。
“只有钱生钱，才能更有钱”
一个村民小组，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了100多万元纯利润，而且按照人均50平方米的面积，建起了整齐划一的农民小别墅，装上了电灯电话，生活水平超出了许多城里人。乡亲们出现两种思想倾向：一是要求分光家业，各干各的；一是原地踏步，不想再上新项目。周宝生又打破了他们心里的小九九：投资200多万元，修塘堰，建泵站，开沟挖渠，将230亩望天收的农田改造成了稳产高产的良田，并建成了1400亩杉树基地、250亩茶园基地。
这件大事刚结束，大家指望他安分几年，周宝生又动手了，他在群众大会上说：只有钱生钱，才能更有钱，组里要引进项目和技术。
1993年，湖北一家牧业设备公司在官桥八组安家落户。这是八组引进的第一家企业，大伙盼着这只飞来的“凤凰”能生出“金蛋”来，却给当头泼了一瓢冷水：由于对方提供的是淘汰设备，生产出来的产品技术含量低，没有销路，八组不仅没赚到一分钱，反而交了一笔“学费”。
大家灰心了，但周宝生没有退缩。他深信通过“引进来”谋求发展的思路没错，农村经济要飞跃发展，就必须实现由传统产业到高新技术产业的跨越。
这年3月，全国第一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武汉冶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刘业胜受邀来到官桥村八组。此前他一心想让自己的技术“永磁合金”产业化，却一再受阻。“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得投多少钱？”周宝生直截了当地问。“五六十万吧。”刘业胜感叹。“100万怎么样？”周宝生的话，让刘业胜眼睛一亮，周宝生接着说：“如果您不嫌弃，就到这里来吧，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您想怎么干，我配合，当后勤部长。”
3天后，刘业胜辞掉“铁饭碗”，来到八组落户。他拿出多年积攒下来的两万元积蓄做风险金。周宝生说：“老刘，风险金不要了。你从大城市来到小山村，就是信得过我们，信任比金钱重要。”很快，“湖北长江合金厂”的牌子挂起来了。3个月后，合金厂生产出了过去国内不能生产的高性能永磁合金，并迅速占领了市场，当年盈利50万元。如今，该产品已畅销到德国、瑞士等。
周宝生没有陶醉。第二年，他又来了一个大手笔：推平一座荒山，盖起了四万平方米的厂房，建成了“中国博士后高科技工业园”。他瞄准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必然要兴建大量斜拉桥、悬索这一商机，决定成立缆索厂。这着妙棋又赚了大钱。缆索厂的产品被科技部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在市场上大受欢迎，被广泛采用于武汉白沙洲长江大桥、军山长江大桥和缅甸玛哈邦多拉大桥等多座国内外大桥。
缆索厂刚投产，又上了焊丝厂等多家“高、精、尖”企业，并组建为集科研、开发、生产、经营于一体的企业集团———湖北田野集团公司，将官桥村八组打造成了国内颇有分量的磁性材料、焊接材料、重型钎具、桥用缆索、新特药产品的生产与科研基地。
2000年，47岁的周宝生抛出了一个让全组目瞪口呆的计划：投资6亿元与武汉大学合作创办武汉大学东湖分校。
到去年底，官桥村八组已拥有7家大型企业，总资产达到10亿元。这个组也就55户人家，总共才232人，“这笔集体资金要是划到每人头上，有400多万元”。
“没有制度，不可能做到夜不闭户”
但账不能这么算。这个组的村民，也没必要分这笔钱。
记者驱车来时，已经感受到了。通往官桥八组的道路平坦宽阔，两侧的建筑掩映在观赏树和草坪中。一排排农家小楼依次摆开，错落有致，白瓷砖贴墙、红瓦铺顶，整齐亮丽，“农民文化中心”功能齐全，森林公园郁郁葱葱，在鸟儿的阵阵呢喃声中，“中国博士后田野高科技工业园”繁忙而有序。随便走进一户农家，只见书房、客厅、健身房、浴室一应俱全，还有大屏幕电视、组合音响、电脑、真皮沙发等等。院里干干净净，盆栽的植物多得让人叫不上名，整整齐齐地摆在台阶两旁。
论有钱，官桥八组是共同富裕，没有暴发户，没有贫困户，只有家家户户富。农业税已“免”了几十年，过年过节，发钱发物；论住房，住的是别墅，最近组里又先后为每户补贴近四万元，重新装修了房屋；论上学，九年义务教育，十多年前就全部免费，高中、大学村里另有补助、奖励；论求医，早已实行合作医疗制度，村民全部进入了养老保障线，每年还有一次免费体检。
“关键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我们的村风。”田野集团一名员工说，“这里无抹牌赌博、无违法犯罪、无封建迷信、无不良风气。在八组的地盘上，包括田边地头、房前屋后，见不到猪、鸡、鸭、鹅。路边每隔不远就摆放着一个精致的垃圾桶，桶里是村民自己拎来的塑料袋装生活垃圾。路上不见烟头、纸屑。停在八组的自行车，没一辆上锁。我们白天出门根本不用锁门，这里从来没有丢三少四的事情。”
风气是抓出来的，一抓便是几十年。这也使得抓这个工作的周宝生有了“雷公菩萨”的绰号。
他上任后抓的第一件事便是召开村民大会，立了多条禁令：禁止放养家禽；禁止抹牌赌博；禁止土葬；禁止虐待老人；禁止搞下不为例；违法犯罪，一律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后来，八组建立的规章制度又延伸到生产、生活、经营、学习、管理、勤政廉洁、党务工作等各个方面。
这么多规章如何落到实处？且让我们看看周宝生是怎么抓的：
为了禁赌，周宝生曾气冲冲地赶到弟弟家中，掀翻了弟媳的麻将桌。
一次，他意外发现一村民从食堂鬼鬼祟祟提着一个篮子往外溜，拉住一问，原来是这个村民老婆不在家，孩子放学回来没人做饭。几次找他谈话，发现他从嘴里到心里也没理会那个制度。周宝生作出决定：从组里除名，并罚款两千元。这一决定迅速得以落实。
另一次，组里一名妇女烧死6根竹子，周宝生按制度罚了她600元。这名妇女很快忘记了制度，不久又在山下焚烧荒草，按规定应处3000元。这回她不肯交了。组里立即召开村民大会，决定罚款7000元，如第二天还不交，罚款变1万。第二天早晨6点，大会的决定便得到了落实。“文明的乡风，就是在制度与村民的一次次较量中得来的。现在好多年了，组里没罚过一分钱。”周宝生说，“如果没有制度和纪律，八组不可能做到现在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光有“禁止”也不行。周宝生也安排了许可的事。早在1989年，周宝生就高起点设计建起了农民文化中心。这些年来，八组的卡拉OK比赛、篮球比赛、逢年过节的歌咏大会、文艺晚会搞得热热闹闹、有声有色。常年开办农民夜校、农民训练班，开展科技文化知识竞赛。学文化、学技术、学法律、学管理、学时事政治，在官桥八组也是蔚然成风。
就是在这股学习风中，周宝生自学完成了研究生文化课题，取得了法学硕士学位与研究员职称，并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工程技术专家。
“再借30年，可以复制一个村”
记者：村镇发展经济你有哪些经验？
周宝生：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赚了钱后怎么干；二是注意结构性调整；三是有无长远规划。
记者：这三个问题上，你走过弯路吗？
周宝生：在发展高新技术和引进人才过程中有弯路，我们交了5000万元的“学费”，弄明白了两个道理：有的人是人但不是才，有的人有才但不是人；所谓新技术首先是市场需不需要。不过，这个学费交得值，因为教训就是经验。
记者：从你每次在关键时期的举措来看，你胆子大。
周宝生：我实际上胆子很小。我走的每一步，如果没有必胜把握，是不会去做的。
记者：村民说，大伙有今天，都是有你这个好“带头大哥”，你谈谈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周宝生：我的优点一是包容性强，二是懂得放手让下面人办事，三是无私，办事绝对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别人做到我自己先做到。缺点就是脾气太大，而且在引进人才上缺乏有效手段。
记者：很奇怪，富豪榜上没有你的名字？另外，有没有制约你权力的办法？
周宝生：我个人没有多少钱。虽为田野集团董事长，但我不拿一分工资，生活费用集体报销。这几年能拿到手的就是东湖分校每年6万多元工资。我们这种体制，靠的是自律。
记者：有人说，官桥八组不能复制，你认可吗？
周宝生：不认可。事实上，一个村能不能发展是由带头人决定的。如果再给我30年，我可以再办一个官桥八组，主要是要花这么长时间才能彻底对村民思想进行矫正。
讲正气树新风为人民
公仆情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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