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图为一辆运输水果的卡车在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的通村公路上行驶。近年来，地处沂蒙山老区的山东省临沂市加快农村公路建设，到2006年底，全市通村公路达12078.3公里。新华社发

    分散生存还是组织起来，对农民的生存质量有着巨大的影响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最近走访了淮北的一个小村，亲身体会这里看似奇怪的社会习俗：子女俱全的老人独居在外、老人丧礼上请脱衣舞班子、宗族势力成为村民依靠，等等。

    分析产生这种种现象的原因，本刊记者感到，建设新农村，农民的第一需求应是组织需求。

　　河滩上的泥坯房

    本刊记者来到安徽省五河县十字岗村。

    这个村离五河县城只有十几里路，河道纵横，物产丰富。而五河县位于淮北平原，是典型的中部地区。因为村里的劳动力都出外务工，用村里干部的话说，是个“中等”收入的村子，不算富裕，也不穷。

    本刊记者进村的时候，看见村里有不少新房子。有手艺的人还在自己新建的小楼上修饰了龙形的装饰，很讲究。

    带路的老张指点着村里新盖的小楼对记者说，村里人就是两句话：一是生儿子，二是盖房子。

    老张有两个儿子，他准备推倒自己的房子重盖8间房，分给两个儿子，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雄心壮志。我们问他将来是否要和儿子们住在一起，他笑着摇摇头，似乎他没有想过自己和妻子住在什么地方。

    然而这一切很快就有了答案。

    在村民们相对整齐的住房中间，几间破旧的草房引人注目：简陋的绳床，连蚊帐都没有。开始记者以为居住者是孤寡老人，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些老人都儿女俱全。95岁高龄的张婆婆已经是四世同堂了，仍然独居在破旧的泥坯房里。泥墙用木棍支撑着。在淮北的暴雨里，这种泥房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

    在张婆婆随时可能倒塌的泥房旁边，是儿孙们宽大结实的新房，两个可爱的小孩子正在房前玩耍。他们是张婆婆的重孙。

    面对记者的疑问，村里一位30多岁的妇女很坦然地回答说，人老了都这样！

    当记者问起淮北一带的独居老人所住的“河滩房”时，老张解释说，河滩房并不是专指河滩上盖的房子，有些老人的宅基地已经留给了儿孙们居住，他们只能在废弃地或者公用地上盖自己的小房子。老张的岳父母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当本刊记者赶往十几里外的双庙时，在村口农机路旁看见了几间“庵子”，——当地用泥坯石棉瓦搭建的低矮住房。这里住着老张的岳父母和另外一位姓陈的老人。这两家老人都有子女，比起住在村里的独居老人，“庵子”的住房条件更加简陋。因为不是宅基地，地面倾斜，雨季更容易坍塌。

    “是发生过塌掉的事情，”老张肯定地说。老张正值壮年，儿子们都没有结婚，但是他很坦率地接着说，“我们以后也住这样的房子。不过么，条件会比他们好一点点。”

    老人为儿子盖房子和娶媳妇，然后就“净身出局”了。比较好的能在为儿子盖的房子中得到一间安身之所，其余的就不得不另觅安身处所了。“庵子”就是这样的结果。

    村民们谈起这种现象的时候，承认是因为“儿媳妇厉害，不好相处”，“儿子夹在中间为难，也有让儿媳妇撵出来的。”也有的认为是人们的观念：“老猫床上睡，一辈为一辈”，至于说自己将来怎么办，或者儿子老了也要重蹈覆辙，处境悲惨，就不在考虑之内了。

    而那些没有尽到赡养老人义务的晚辈，并不全是人们想象中的“逆子”或者“恶媳”，他们大多是很正常甚至淳朴的人，只是在“一个看一个”的情况下出现了“集体盲目”。

    儿孙住瓦房，父母住庵子，在人们的漠视中已经“正常化”了。老张在辛勤为儿子盖房的时候已经看到自己的未来，他的达观不能不说是某种无奈。

    “现在各人忙各人的，谁给大家讲这样的道理呢？”村委会张耀雨感叹地说。

    葬礼上出现“脱衣舞”

    在葬礼上出现脱衣舞，可以说是淮北农村的奇观。当事人认为这样很“热闹”。

    无论老人生前生活得如何，葬礼的操办都普遍受到后辈的重视，并且认为是对老人最大的孝心和体面。一般花费数千上万元不等。在葬礼中吹鼓手班子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淮北一带，有些吹鼓手班子另带脱衣舞表演。请一班吹鼓手花费大约为1500元，脱衣舞表演加400元。

    淮北农村是一个观念相对传统的地方。在老人的葬礼上出现脱衣舞，大部分人的回答是“这样热闹，看的人多。”当本刊记者问到是否觉得这样伤风败俗，或者是对死者不敬时，回答是“没想过”。

    “没想过”是许多村民的一句口头禅。

    十字岗村是洪涝多发区。1998年的大水曾经使这里变为一片。前几年当地政府号召在堤坝处种树固土防洪。但是经常发现早上种树，夜里拔树的情况。拔走的小树苗主要用途是做西红柿的支架。对于这种因小失大的后果，是否能想到呢？回答是“没有怎么想过”，“你这样，我也这样。”

    记者在同十字岗村的村民们座谈的时候，发现大家对此有很多感喟。

    村支书张耀雨说，过去树木是集体的，你动了集体的就是动了我的。现在集体主义和荣誉感没有了，农田水利也没有人做了。

    有的村民说，过去大队里有锣鼓队，有文艺宣传队，现在都没有了，闲下来就是赌钱，人渐渐就糊涂了。

    他们惟一能接触的是电视，但是他们认为真正能吸引他们的节目不多，而且，“广告太多”。

    村民们否认现在大家只关心的是“挣钱”，他们同样渴望精神方面的内容，高尚道德的教育，和谐的人际关系，健康的文体生活，集体的互助，等等。

    这些精神需求使一些村民转向了宗教。张琴20多年前参加过识字班，她怀念当年那种一起唱歌和学习的环境。她出嫁后信了“主”（基督教），她承认她受到吸引的是她能听到一些向善的道理、人们之间互助友爱的气氛，等等。

    十字岗村信教的人正在增加。在临近的红旗村，人数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八十。

    这里的人们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寻求自己的精神寄托。

    儿子和家族：最现实的安全感

    当过兵的张祖密能参加家族械斗，是他自己也没想到的事情。而在一次冲突中，张祖密的弟弟被砍伤了手，他自己的腰也受了伤。但是他有他的想法。

    张祖密是这个村里公认脑子好使的人。不但心灵手巧，人也长得帅气，上世纪80年代在当过兵，算是见过世面的人。

    几年前，张祖密在电视上看到养“梅鸭”能挣钱，就参加了培训班，贷款几千元买了仔鸭。没想到千辛万苦才把鸭子养大后，来招商的商人早不见了影，最后倒赔了三千块钱。

    后来张祖密又种过西瓜，但既不懂行情又没有人手运输，只好低价卖给瓜贩子。

    不断地受到伤害，“市场”让张祖密缺乏安全感。

    现在张祖密找到自己的归属感了。家族里有“事情”叫他，他放下活计也要去。他知道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动起手来两边都吃亏。但是他再不能把自己边缘化了。

    除了宗族，农村很多人把生儿子看作一等一的大事。单从经济上看，养儿子是个负担：得盖房娶媳妇，没有十几万元拿不下来。村民说，要是生三四个儿子，“那可真的没法活了，还不累死了？”

    相反，生女儿却“很划算”，女儿出嫁有收益，女孩子还可以在外边打工补贴父母。

    养儿也不是为了防老。首先“儿子经济”已经掏空了“父母经济”，其次，按照淮北一带的风俗，如果没有儿子，父母则由女儿和女婿照料。

    那么，又有什么样的深层次原因呢？

    “有儿子，没有人敢欺负。”“有了事情，谁替你出头呢？”“女婿养养你可以，不像儿子能担事儿”……

    村民们都可以举出例子，说明某某被人打了或者被骗了，儿子如何去评这个理。他们认为，有了儿子，就不会被人欺负。

    张祖密等人已经感到不断生儿子和参加家族活动的荒谬性，而且代价十分沉重，但是仍然乐此不疲。

    毫无疑问，他们认为儿子和家族是现实和可靠的，这两样“事物”维系着十字岗村村民们的安全感。

    “各人顾各人”，是人类生存状态的倒退。勤劳并不能使张祖密这样的能人致富，“抱团儿”的思想使张祖密们依附于家族力量或者走向宗教。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后站着谁，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渴望身后站立着可以信赖和依托的强大力量。

    “一盘散沙”和“组织起来”

    安徽十字岗村的“道德迷失”并非特例，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精神生活缺失的现状。

    2006年3月，在全国人大第十届四次会议上，人大代表翟玉和呼吁关注农村老人问题。翟玉和和几位志愿者走遍全国31个省、区、市，在对10401名老人的调查中发现，大部分老人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

    五河县乡镇干部谈农村文化建设的时候，提出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过去文化活动集体办，大队就有宣传队，现在一家一户都忙着自己的事，你说怎么办？

    对于干部和志愿者下乡等方式，被调查者也表示出自己的疑虑，这些行动虽然很好，却是临时性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显然，政府的惠农行为需要一个“载体”，而这个载体只能是农民自身。但是，分散的经济个体却难以成为这样的载体。

    同时，道德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空白”，也反映出“各人顾各人”的生存状态所带来的深层次缺失。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农民单家独户闯荡市场往往摔得头破血流，所以要形成合作社。这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甚至是核心。”农村个体化经济所形成的农民散乱状况，阻滞着农民真正的富裕和发展。

    本刊记者在调查中感到，个体化的农民成为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像张祖密这样的农民，并非没有法制意识，但是他没有能力去追查那些欺骗了他的商人或者机构。个体农民处于风险的高端和利润的末端，这种精神生活和经济活动的边缘化，使农民与政体分离，直接拷问着小农经济、拷问着现代化的国家安全和农民利益。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只有得到广大农民自下而上的响应、直接参与和监督，成效才可以期待。这样一件伟大的事业，核心就是：一盘散沙，还是组织起来？（云杉 汪延）

    党的 提出了“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表明：第一，党的基层组织必须适应基层社区发展的新趋势，创新领导方式，提高领导效率；第二，必须重视基层群众自我管理的呼声，支持各种群众自我组织的形式；第三，在以上基础上，把城乡社区建设为富裕、民主、和谐、合作、文明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当前，在全国农村兴起的“支部 合作社”（或支部 协会）模式充分体现了这个精神，把党的领导方式转变与农村经济发展生动活泼的实践高度结合起来。

    所谓“合作社”是指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农村自发形成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社通过合作、互助、协商、谈判等多种对外对内的沟通机制，降低了农民在市场交易中的成本，形成了局部的规模经济效应。

    新华网重庆１１月１２日电（记者张桂林）记者从重庆市供销总社获悉，重庆农村中已经有近两成农户加入了各类专业合作社（协会）和综合服务社，带动了１３９．９万户农民从农业规模化经营、发展特色产业中受益。